男下属告性骚扰 初入职场被男上司看中险被爆菊
前不久，某银行高官性骚扰女下属的事情还未平息，现如今又有男下属告性骚扰的事件发生。该男下属称自己初入职场，遇到了同性上司的骚扰，除此菊花不保呢。在国内，男下属告性骚扰的案件并不多，能胜诉的更是凤毛麟角，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男下属告性骚扰
男下属在职场里遇到同性上司的骚扰，又难有证据证明男上司的骚扰时，很多人都会选择一走了之，惹不起还躲得起的方式。此案被骚扰的员工姓方（化名），年龄不大，也并非本地人。早前方某通过网上应聘找到了工作，面试入职后，方某便遇到了一个尴尬事！
男下属告性骚扰
“公司经理是个男的，那天他让我去宁波一家五星级酒店，说有公事要谈，我毫不起疑就去了，但去了之后，我才发现对方是为了对我进行性骚扰，对此我断然拒绝。”“因为我不愿意屈服，2个月后，对方就将我开除了，并采用高科技手段对我的手机通讯进行干扰，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。”
方某说，他跟对方交涉多次，至今未果。去年年中，方某将这名公司经理告上法庭，认为该公司经理侵犯了他的人格权，请求判令对方赔偿他精神抚慰金1万元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，双方当事人都到了，都没有请代理人。案子适用的是小额速裁程序，一审终审。
庭上法官问方某有没有任何证据向法庭提交，方某表示没有。庭审结束后，鄞州法院以缺乏事实依据为由，当庭驳回了方某的诉讼请求。
为什么职场“性骚扰”维权难？
记者检索发现，这个案子是宁波两级法院10年来受理的唯一一起诉诸法律的职场“性骚扰”案。而去年，新浪在女性频道做过的一次性骚扰投票调查，参与调查的10余万名网友中，7成左右的人都称遭遇过性骚扰，其中至少5%发生在办公室。
之所以起诉率不高，跟性骚扰举证难、认定难、索赔难有关。一名法律人士称，“性骚扰并非独立的案由，实践中受害者仅能通过健康权、名誉权、人格权受损为由，向侵害人主张侵权责任；而且由于性骚扰发生之时，往往只有侵害人和受害人两人单独在场，一些言语、肢体类的行为很难举证，使得相关案件的败诉率极高。”
不仅受害人维权存在障碍，此类案件诉至法院后，如何认定对主审法官也是挑战。虽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和很多省市的地方性法规明确“禁止以肢体行为、语言、文字、图片、电子信息或者其他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，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”，“但这些法条的可操作性并不强，没有界定‘性骚扰’的概念，没有确定归责原则，而且，没有设定具体的救济程序。”该法律人士说。
